走过的都是必经之路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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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那天，爸爸来机场接我，路上我睡了会儿，睁眼时好像到了镇上，我问爸爸是不是到家了，他说还远着呢。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原来所有的小镇如此类似：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联排二层小楼。白瓷砖，窗上嵌蓝色的玻璃窗，看起来廉价又灰暗。可是我还是喜欢我的小镇，它位于湘西北，这些年来变化不大。家周围的几十户邻居都还在，我走在街上遇到他们还可以打声招呼。

这次提早回家是为了参加表哥的婚礼，却又赶上一场葬礼。去世的人是我姨夫，他才查出癌症不久，在长沙湘雅住院，正月十一去世。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妈妈打来电话说赶去长沙，姨夫不行了。我跳起来洗漱，妈妈又来电话说：“已经死了，回乡下吧。”

我们到乡下时，一大家族人已经忙起来了。妈妈家中五兄妹，姨妈为大，下面有四个弟妹。全家人安排葬礼，请厨子、道士，搭棚，摆灵堂。这时我姨妈正带着姨夫乘救护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有亲人的好处。在乡下，家族很重要，有难时，家人多便是安慰。我妈妈懊悔没能去长沙陪着姨妈，她认为姨妈从未出过远门，丈夫死在外面，肯定吓得六神无主。

乡下葬礼上的哭声很独特，咿咿呀呀，念念有词，我的儿呀我的肉，我的哥哥我的亲人。不同的亲人来后总要哭一番。即便不熟，也会礼貌性地哭几句。葬礼持续几日，亲人们喉咙沙哑。姨夫到家后，亲戚为他擦脸穿衣入殓。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正从深圳赶回来。他晚上到家，姨妈冲上去死死地搂住儿子，两人抱头痛哭。

姨夫查出癌症，已是晚期，住院不足一个月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九岁，差一年退休。这对一位终生勤勤恳恳上班的人是最大的讽刺。姨夫年轻时入伍，在空军部队，退伍后分至家附近的水电站，直到检查出癌症前一天都在上班。单位同事、领导来吊唁，亲人代姨妈问抚恤金和社保。原来单位并未给姨夫缴纳社保，拿不到多少钱。最后单位给了一笔安葬费，不过两万元。这就是姨夫工作一生为家人留下的钱。至于工资，实在太少了，每月两千元，也全部补贴给大表哥在深圳买房。

检查出病后，姨夫本还在县城医院里治疗。他已枯瘦，变得木讷，还想再拖拖，不要花太多医疗费，直到听说同乡某人突然病死，才惊觉治疗的必要，要求转到大医院。结果才去几天就去世了。那天晚上娘俩痛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亲人，也是在哭治病没把所有的钱花完。对于他们并不殷实的家底来说，姨夫走得甚至很及时。贫穷多么可怕，它让人变得小心谨慎，连哀伤都要控制在某个数额内。

人是需要葬礼的，这个嘈杂的仪式在缓慢地告诉亲人们，他去世了。死亡就是一去不返，再也不能相见。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姨夫。在我九岁那年，妈妈想再要个孩子。有一天姨夫告诉大家，我并不喜欢妈妈再要孩子，担心他对我不好，但我并没有这么说过。那时我非常不解：为什么你要编造谎话？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不是所有大人都是和善的。大人总是低估孩子的敏感程度，当时我那么委屈，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在姨夫去世前，腊月里我小表哥结婚，他是舅舅的儿子。一大家人又聚在一起，回忆起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事：那时我们常在一起，每年暑假都在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在乡下玩得很疯。抓青蛙摔死在地拿去钓龙虾，在烈日下怪叫着乱跑，去很远的亲戚家摘西瓜。姨夫是严厉的中国式父亲，他对大表哥只是管教，没有亲热。有一次暑假即将结束，我想要大表哥的公仔，一只绒布长颈鹿。大表哥舍不得，而我又偏要，我们都哭起来。当时姨夫狠狠打了大表哥耳光，我被吓住了，但仍然拿走了那只长颈鹿。回家后，我把公仔扔在箱子里，没玩过。因为每次看到它就会感到不安。当时表哥也不过是大我几岁，还是个孩子。大表哥在深圳买房结婚后，姨妈去带孩子。姨夫每天打电话来，但很少和儿子说话。两个人不肯讲和，而他把所有的工资给了儿子还房贷。

小表哥的婚礼上来了很多亲戚，我和姨夫偎在火炉旁，这时他已很虚弱了，不说话，也不吃饭。有位亲戚来时，他抬起眼皮看了看，撇嘴说：“找了几百个男人，没一个处过一年。”那位亲戚是女性，几十岁，没结婚，男朋友换了又换，今天带了个新的来。在姨夫的眼里，这样的女人是不入流的，即便是现在，他也表示鄙夷。我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姨夫又回来了，就是那个尖酸刻薄、搬弄是非的人。

说完那句话，他竟然坐在椅子上睡过去了，头向上仰，嘴巴张开，皮肤白得接近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