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两种不同的估计和两种对立的方针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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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面几章里，我们分析过中国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由于新旧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改革在21世纪之初出现了停顿，并且因此而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加剧。

对于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两方面的现象都与改革的进展或缺失有关：一方面，市场经济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另一方面，改革的放慢和停顿，国家对资源配置继续保持主导作用和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等旧体制的严重存在，却妨碍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腐败活动的抑制，使各种消极现象愈演愈烈。反之，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目前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来自市场经济改革，而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则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威权主义政府，因而能够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GDP高速增长等政府规定的目标。他们把这种具有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特征的经济模式称为“中国模式”。

在21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以标榜强势政府、海量投资和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后一种观点，在中国公众论坛上占优势。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原来已经成为主流观念的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等观念被一些人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而遭到批判和摒弃。

“中国模式论”最初被概括为与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

在国内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浪潮中，2004年5月，时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J.桑顿（JohnThornton）的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的J.雷默（JoshuaCooperRamo）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长篇研究报告。雷默认为，一些国家追随“华盛顿共识”不但没有取得成果，相反付出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因而已经被这些国家所唾弃。他在报告中说，能够取而代之、成为世界楷模的，只能是中国。中国开拓出了一条和“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的以创新和试验推动变革、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采取“非对称国防战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发展和富强的道路，即“北京共识”。凭借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北京共识”对其他国家作为榜样的吸引力，中国正在对美国形成挑战。

“北京共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国内外一些论者的高度评价。不过，雷默称之为“北京共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描述过于抽象和一般化，而且不时表现出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知半解。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本土色彩的“中国模式论”就应运而生了。和许多人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看作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看法不同，“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把中国经济的崛起归因于中国具有独特的体制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模式论”这一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效法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应归结为“强势政府”和“政府主导”。

“中国模式论”的一位重要宣传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他的“中国三部曲”中写道：自秦汉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在他看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中国历史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国把“宏观整合力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中国的“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在今后，中国还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后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当时，最为“中国模式论”者乐于举出的政府具有神奇力量的证据，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因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市。他们把当时重庆市政治经济的表现，称为“重庆奇迹”。

例如，张维为在2011年实地考察了重庆以后在《求是》杂志的子刊《红旗文稿》上载文称：“我多次说过，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看重庆探索的内容非常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做法”。“这是政治家在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有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力，所以使重庆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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