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80年代末的大辩论、经济动荡和改革退潮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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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刹车，改革派内部关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和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也变得激烈起来。大致说来，当时提出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策略：一种是把国有企业承包放在改革的优先地位，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种是把实现价格自由化和形成竞争性市场放在优先地位，以此为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农民的家庭农场和城镇的民营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给价格改革提供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会放慢短期经济增长速度。

持有第一种主张的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是：

第一，价格改革只能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企业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和动力。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说：“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我国当前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在非均衡条件下，价格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指望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不具有现实性。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是“绕过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制改革以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厉以宁教授强调，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是将“股份制”和“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

厉以宁教授还以为，在“非均衡”和企业仍不能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价格是不可能放开的。他指出，在国有企业还不能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这样的价格改革，只能是‘比价回归’，即比价调整以后不久又恢复到原来不合理的比价位置上，但是价格水平却比以前上升了。这对于资源配置情况的改善是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的。”第二，经济体制和价格的“双轨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积极作用，不应急于改变。

华生、何家成等青年经济学家论证说，“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它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道路；“双轨制”使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改变，经济系统的运行开始受到市场的约束，它在增加供给、搞活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在发挥，没有必要过早地加以改变，当前问题的症结在于微观经济基础（或称“微观经济组织”），即企业需要重构。他们认为用推动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发展去改造现有的国有经济为主的财产关系有很大的弊病，因而推荐一种由经营者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承包（“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办法来改革国有企业的财产制度。

具有很大决策影响力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进一步从社会政治层面论证了“双轨制”的作用。它写道：“在双轨经济中有一种能够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机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凭证的货币化会向权力的货币化转化，即分配凭证的权力，实际上是分配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能够用货币度量了。”“这种腐化行为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凭证货币化的机制发挥作用，计划所派生的权力又有所保留时，把对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力当做一种资本来运用，就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

第三，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不利于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

1985～1986年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一轮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但是1986年经济过热刚刚降温，又不断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主张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从第二季度起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1987年以后，甚至出现了“通货膨胀有益无害”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适度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仅无害，还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紧缩是不必要的，货币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促使经济增长速度上升。

事实上，政府的决策层也受到了这种主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错误地以通货膨胀无害论和有益论作为指导”。本来在1984年末和1985年初出现经济过热时，国务院领导是赞成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总需求膨胀的。但在1986年2月份出现了GDP零增长态势以后，领导人就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来支持经济增长。因此，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1984～1987年的四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3%，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长27.5%，市场货币流通量（M0）年均增长28.7%，以致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进一步抬头。

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担忧。甚至在决策层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1988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表达了对于“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物价涨势猛而又控制不住”的担忧，以及对于把推行企业承包制作为改革主要措施的保留态度。但党政主要领导人受“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认为部分物价上涨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于是，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把重点放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解释上，强调1987年宏观经济情况良好，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快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

虽然在政府内外都对第一种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这时党政主要领导人支持第一种主张的主意已定，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了。

在停止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同时，当时的党政主要领导人赵紫阳放弃了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构想，转而寻求一种将计划（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的间接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1987年3～5月期间陆续上报了《计划与市场关系座谈会纪要》《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十二条意见》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基本思路》等体制设计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善的生产资料市场难以形成，资金市场和其他市场更难以发育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节只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内运行，不可能调动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即使将来市场发育完善了，必要的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也是不可少的。”据此，他们建议采取“计划与市场渗透式结合的模式”，也就是国家计委研究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在1986年该委召集的“全国宏观经济管理讨论会”上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或“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

这一建议得到赵紫阳的首肯，决定在引入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来调节市场的条件下，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进行经营决策。”在这一“运行机制”中，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则成为“政府管制下的市场”。

这样，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从“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即科尔奈所说的IIB模式）退回到带有浓厚统制经济色彩的“间接的行政控制”（即科尔奈所说的IB模式）。

在前述第一种主张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还是据理力争。他们主张放慢增长速度，在创造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较快地进行价格改革和形成竞争性市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千家驹和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薛暮桥历来对于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他用自己的表述方法，称之为“国民收入超分配”）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持反对态度；同时主张尽快实现价格改革，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他一再指出：“1986年和1987年零售物价指数表面上看上涨不算高，仅为6%和7%，其实，这是假象。在我国当时，物价处于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而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利用价格混乱从流通中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官倒’、‘私倒’盛行，扰乱市场秩序”，主张采用“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办法先用一段时间紧缩总需求，然后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使市场发挥作用，“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