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艺功能观的内在矛盾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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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功能观的内在矛盾

文艺的功能，是指文艺的作用或效能；文艺功能观，是指对文艺作用或效能的基本看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说，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或核心的问题。无论是他的理论表达，还是对现实、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文艺的社会作用或政治作用，都是他基本的出发点。《讲话》最集中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文艺功能观，他用一贯的简约明了的方式将其概括为两点：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他具体解释说：“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文艺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政治性，文艺工作就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因为它最终会“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战时的文艺功能观，并没有在和平时代得到修正，甚至在1957年毛泽东还认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基于他上述判断，在新的时代提出了“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以及判定“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六条标准”。而且明确地申明“这是一些政治标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在延安时代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仍然适用于新的时代。

在毛泽东看来，包括文艺为什么人和文艺的政治标准在内的功能观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他的具体论述也明显地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列宁关于文艺功能观的理论依据。但是不同的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在文艺的政治倾向性上、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要求上，并不像毛泽东处理得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这些关系复杂性一面的考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他们矛盾或犹豫的表述中，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艺术性与倾向性、文学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等，恰恰隐含了他们对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理解和维护，或者说，起码这是他们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难题。

1.经典理论中文艺功能问题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物论依据，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看法。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更。而变更了的上层建筑，会反过来给经济基础以伟大的影响。反映在文学中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制度将无可避免地诞生新的文学，而新的文学又将给新的社会制度以伟大的影响。但是，当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之后，伟大的艺术是否会随之诞生或者何时诞生，却仍像一个不明之物。而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似乎又游离了他唯物论的立场，他发现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可能出现不平衡的发展关系。他以古希腊艺术为例，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仍然产生了“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并散发着“永久的魅力”。并且“当他把对古希腊艺术的企慕同对人类童年时期的怀恋联系起来时，他的解释是心理学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在他论及美与欣赏对象的关系时，也试图通过具体的例证，以心理学的方式论证他的看法：“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石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这些并非基于唯物论立场表述的看法，隐含了马克思将文艺作为一个独立、特殊领域思考的一面，他并不是将文艺刻板地等同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范畴来考虑的。因此，仅仅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论来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观，起码是片面的。

在恩格斯的论著中，他明确反对文艺直露的政治倾向性。在1885年11月26日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中，就考茨基的小说《新人和旧人》所透露的政治倾向，他表述了如下看法：“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三年之后，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则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看法，《城市姑娘》所叙述的那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其缺陷并不在于它是“一部没有直截了当地写出社会主义的小说”，没有直截了当地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而恰恰在于它简单地表达了贫富之间的阶级对立。而在恩格斯看来，“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这时，恩格斯再次否定了“倾向小说”并属意巴尔扎克。他认为：“《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从巴尔扎克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称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作品所表现出的社会效果，有时同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愿望并不是必然的逻辑关系。

恩格斯也强调政治倾向性，但这时他是把它限定于社会学的范畴之内的。他称赞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是因为“这本书以明显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等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而称赞德国画家许布纳尔，在一幅描绘了一群向工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的画面上，他“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做了鲜明的对比”，他所揭示的生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到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恩格斯没有忘记这是强调“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而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文艺。诗人海涅根据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经验，创作了《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恩格斯认为，它“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因为它是“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这些材料都可以证实恩格斯对艺术和宣传是有所区分的。并不是说，越具有政治倾向性，越能达到为政治服务目的的作品，就越值得肯定和推荐。因此，佛克马和易布思认为：恩格斯“关于作家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作品的意义之间可能不一致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而这一理论为主张文艺功能的多样性、汲取古今中外文艺经验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依据。到了列宁的时代，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了同无产阶级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实践家，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回忆说：“列宁一生中很少有时间能稍稍集中地研究艺术问题。”所以他不喜欢对艺术表达自己的见解。“尽管如此，但他的爱好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喜爱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喜爱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品。”他曾有机会看到一套纪念世界著名艺术家的集子，激动得“通宵未能入眠”，并惊叹“艺术史真是一个迷人的领域”。这一细节充分地表达了列宁个人的艺术修养和趣味，并且影响了他对文艺功能观的看法。

1905年，十月革命发生不久，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它是此后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最高范本，按照传统的理解，列宁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论述是针对十月革命后“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而发表的，在党的出版物被宣布为非法的时代，它是容易受到控制的，但当持有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利用合法的出版手段时，党的出版事业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的党性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新条件而发表的。党的出版物显然是指一般性的广义著作，而不是专指文学创作。佛克马和易布思曾注意了西蒙斯在词源学意义上的考证，“俄文中与‘纯文学’一词对应的词汇——‘文艺作品’——甚至没有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出现过一次”。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与文学作品无关。退一步说的话，列宁在强调了党性原则之后，他又同时强调了“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因此，仅凭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得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观，是不充分的。

而且，在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时，列宁也没有将他的党性原则作为唯一的尺度予以强调。1908年至1910年之间，是托尔斯泰诞辰80周年和他逝世的年代，这时，《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已经发表数年，但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仍然把他的政治影响和文学成就予以区别。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做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这种理性的分析仍没有妨碍列宁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做出“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列·尼·托尔斯泰》）的评价。不仅如此，列宁有时还凭着艺术直觉评价纯粹的艺术作品。在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中，他称赞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是“绝妙的、超越人力的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这时的列宁显然是作为一个热爱音乐的普通听众来谈论贝多芬的，他对《热情奏鸣曲》的称赞，早已超出了“党性原则”。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在理论上对文学社会效用的表达，与他们出于兴趣对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是存有矛盾关系的。他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对无产阶级新文化期待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总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中，这也是马列文论给我们留下的一道难题。

2.毛泽东的文艺功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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