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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字史挑战的怪字母
在法国中部维希附近格罗泽的小村子里,坐落着属于弗郎丹一家的农田。在1924年3月1日,当时埃米尔·弗朗丹只有17岁时,他正帮祖父救他们的一头牛,这头牛掉进了他们的一个表面平坦、安全、长满草的牧场下面。一个完全未预料到的人造洞穴就在他们脚下。
它的周边是互相压住的砖块,其中有几块好像用高温上了釉。洞穴可能是一处古代砖窑,或者也许是一处旧玻璃作坊。
当埃米尔和他的祖父成功地将他们的牛救上来之后,埃米尔走下去,更仔细地探查这个洞穴。仅仅几分钟,他就有几个有趣的发现。沿着洞穴排放的是烧过的砖块和石头架子,还有大量的储存壁龛。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年代久远的不寻常的物品。埃米尔发现了许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面刻有鹿角和骨头,他发现了黏土刻字板,刻有一种无人能读懂的字母表。因为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尸骸,所以,这个地区被称为死亡之地。
阿尔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当弗朗丹一家发现那个洞穴时,他正在维希行医。他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业余考古学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失去的世界》(1912年)一书中包括两个学者:一个是查林吉教授,一个是反对他的学者,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论。不论阿瑟的书是否突出了夏络克·福尔摩斯,还是阿瑟的一些浪漫的或者历史性的人物,阿瑟著作的一个了不起的长处在于,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逼真的。阿瑟先生把历史上的男男女女情真意切地放在小说中描述。查林吉和他的对手是高级学者的完美典型,当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互相猛烈批评。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罗泽事件激烈争论中的一边,而法国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则站在另一边。战线因此形成了,互相间凶狠的攻击持续了很多年。
莫利特于1925年4月26日走访了弗朗丹农田,对这家人指给他看的东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检查了现场和其中的工艺品,并声明它们是古代真品,有重要价值。
莫利特与弗朗丹一家达成一项交易。他们将拥有从牧场中发掘出的全部工艺品,但是,他对于在那儿发现的东西,有科学研究、报道和出版的独家特权。
有关在格罗泽令人震惊的发现——特别是上面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板的消息,传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里,他在专业界被广泛认为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参观了现场,现场最初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样。他因此写信给莫利特:“在这里,你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地层,请给我写一份有关你发现的详细报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给历史遗迹委员会……”如果莫利特那样做了,格罗泽故事的全部历史将会完全不同。但是他没这样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没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独立的著作,题为《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耻辱,因为他被排挤了出去。他想,他的权威和他的职业声誉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莫利特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把他自己看成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专业考古的缩影,他被异常地激怒了,因为这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业余爱好者,竟敢向“他”挑战,而他认为自己是专家中之专家,是一位所有其他专家都谦恭地追随和服从的人。
由于这种自负,卡比丹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声称,格罗泽遗址不具有权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制造了这个“发现”。
然而,不是所有法国有名的考古学家都跟着卡比丹随帮唱影。来自圣热尔曼的学识渊博的教授所罗门·莱纳齐,站在格罗泽人一边。莱纳齐相信地中海地区是文明的真正摇篮,而不是巴比伦或远东。如果格罗泽的工艺品是真实的话,那么,格罗泽遗址将是他军械库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板也支持了历史学家卡米尔·朱利安的理论,他曾对罗马人占领高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法国学会推举让洛斯教授参与讨论,此人研究了一件石制死亡面具,认为它非常像贝多芬。雷内·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对格罗泽人团体的行列,他声称,洛斯没有弄明白的东西是,这件特殊的格罗泽面具像贝多芬,是因为弗朗丹一家曾仿制了贝多芬的死亡面具,由于真的贝多芬已于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争论道,所有的格罗泽发现物都是赝品,恰是一种一概而论的结论,即制造被雕刻的骨头和鹿角,它们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馆样品。而这些样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样的考古学界被公认的领导人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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